要建立完善全国性育儿补贴基本制度。明确育儿补贴是婴幼儿照护劳动的补贴，体现尊重生育价值、尊重婴幼儿照料劳动价值的政策导向。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建立生育补贴制度”。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将实施育儿补贴政策作为保障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在当前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下，加强对育儿家庭的经济补贴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国家生育支持政策包括经济、时间、服务、文化四个方面的支持内容。生育补贴是补需方的经济支持政策，政府对育儿家庭通过发放现金、消费券或服务券等方式进行经济补贴，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实行生育激励。2021年以来，我国20多个省区市的30多个地级市、上百个区县已经实施了不同层级的生育补贴政策，为在全国层面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提供了经验借鉴。各地生育补贴政策，基本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育儿补贴（婴幼儿照护补贴）。政府向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发放现金补助或托育服务票券。二是孕产补贴。为减轻孕（产）妇孕期保健、分娩及产后康复、辅助生殖等医疗保健服务费用支出负担发放的补贴。三是福利性补贴。政府直接向有3岁以下婴幼儿的家庭提供一次性/定期现金给付。四是其他生活类优惠政策。如为多子女家庭提供购房、参加社保、交通等方面的补贴、优惠等。尽管各地在经济补贴政策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经济补贴存在认知误区。对其发展性投资功能认识不足。补贴金额与生育的“数量”高度关联，没有发挥其在促进婴幼儿早期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同时，在通过经济手段提高生育水平方面有不合实际的期待。生育水平提升有其自身规律，需要综合性生育支持政策共同发力，并要在较长时期内观察。经济补贴政策的目标重在减轻家庭负担、平衡家庭—事业发展、提高人口整体质量，释放家庭消费潜能等方面，而不是短期内提升生育水平。二是缺乏全国性统一制度，补贴种类、标准地区差异大，政策执行成本高。各地补贴水平完全取决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财力状况。多数地区倾向于采取“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的策略缩小补贴范围。各类补贴政策申领资格条件复杂、对象识别困难，提高了执行成本，也带来政策公平性不足的质疑。三是农村地区新增支持政策较少，还没有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制度性安排。各地在解决养育、教育成本高、双职工家庭没人带等问题上有了积极探索，但对解决农村地区，特别是脱贫地区，留守儿童多、隔代照料多、出生性别比偏高、儿童早期发展和健康水平与城市地区相差较大等问题关注不够。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同样的经济补贴政策对欠发达地区的生育激励效果更大、多子女家庭更多、人均资源更少，如果没有特殊的、精细化的制度安排，可能加大儿童早期发展的不平衡。当前，正是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建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关键时期。为此，要建立完善全国性育儿补贴基本制度。明确育儿补贴是婴幼儿照护劳动的补贴，体现尊重生育价值、尊重婴幼儿照料劳动价值的政策导向。利用育儿补贴政策的实施，加强家庭科学育儿指导，实现鼓励代际支持、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支持托育服务发展、提高儿童早期发展水平等多重目标。补需方和补供方并重，加强育儿补贴政策与普惠托育服务的衔接，叠加送托补贴、家庭育儿服务券等，培育和支持托育服务行业的发展。要加强国家政策与地方政策的衔接。在落实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政策前提下，引导各地针对本地突出问题，加强相关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和生育支持政策的衔接。如加强孕产补贴与婴幼儿照料服务、母婴健康、儿童健康管理的衔接，提高产前检查、医疗费用报销定额，提高基本生育和儿童健康管理水平；加强对青年群体参保支持，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减轻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群体的生育成本；丰富和完善住房补贴、消费券、服务券和税收减免等多种类型的补贴支持措施等。要实施农村婴幼儿照护入户指导项目。总结中国计生协、中国发展基金会等家庭育儿指导项目经验，在农村地区广泛开展照护培训和指导、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亲子活动，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在脱贫地区实施精准到人、指导到户的儿童早期发展干预项目，提高欠发达农村地区儿童营养、发育、心理健康水平。确保儿童发展起点公平，补齐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弱项。（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健康和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
作者：贺丹
文字编辑：王慧峰
新媒体编辑：洪琳
审核：李木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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